国家发改委表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首要因素”，你怎么看？

国家卫健委介绍《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有关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郝福庆介绍：国内调查显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超过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供给明显不足，特别是普惠性服务供不应求。各方研究和国际经验也表明，发展托育对减轻家庭负担、提高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效果。为此，《指导意见》重点围绕5个关键词下功夫，也就是“基本、普惠、投资、收费、减负”：

基本，就是强化基本公共服务。《指导意见》提出拓展社区托育服务功能，完善婴幼儿照护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实施公办托育服务能力建设项目，突出对幼有所育的基本民生保障。

普惠，就是着力增加普惠性服务发展公办托育机构，带动社会力量投资，支持用人单位举办，建设社区服务网点，探索家庭托育模式，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3岁幼儿，通过以上多种渠道，鼓励多方积极参与，有效扩大普惠性服务供给。

投资，就是加大投资支持力度。拓宽托育建设项目申报范围，中央预算内投资给予建设补贴，通过中央投资的支持和引导，带动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加大投资力度。

收费，就是规范各类服务收费。明确公办托育机构收费标准由地方政府制定，加强对普惠托育机构收费的监管，合理确定托育服务的价格。

减负，就是减轻机构经营负担。托育机构水电气热按照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各地要建立托育机构关停特殊情况应急处置机制，落实疫情期间纾困政策。

方向是好的，但这真是首要因素吗？

发改委发布的调查结论，不清楚调查样本的选取是不是足够有代表性，是否覆盖了城乡区域不同收入阶层、不同教育阶层。下面还有个调查，是生育率与收入的关系：

这个曲线与我们直观感受也相符，可以看到低收入区占了大部分人口比例，低收入区中，似乎收入越低，生育率越高；而中收入区的生育率是最低的，到了高收入区又有所抬升。

这也与我们的直观认知相符：低收入人群对生孩子心理负担不重，多生个孩子多双筷子的事，由于收入所限，基本不会像中产家庭那样在生孩子问题上瞻前顾后，又要考虑子女教育问题，例如要买学区房，留足培训费用，还要考虑自身职业发展和幸福问题，脆弱的职场稳固性，使得中产阶层在生孩子问题上如履薄冰，生怕生了孩子影响了生活质量和职业前景。中产阶层在生孩子问题上瞻前顾后，也导致了这个中收入区的人剩余率最低。很多中产都是新晋中产，从小镇做题中脱颖而出，从底层迈入中层，他们享受到了不长时间相对小资的中产生活，又有着小时候底层生活的深刻记忆，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因此大多数新晋中产非常担心重新跌入底层生活。而近年来城市中产对孩子教育投入的比拼、生孩子对职场竞争力的减弱等因素，深深束缚住了中产阶层的生育意愿。而到了高收入区，已经不需要考虑生养孩子的成本问题了，他们要考虑的是接班人问题，自然要多生几个优中选优了。有些富豪还做好了家族信托，能保证即使生出了败家子后代，也不会霍霍光其遗产，即使生出了呆傻的后代，也能保证其幸福过完一生。

中产阶层一方面物质上承压，另一方面精神上的追求自我实现，导致了其对生孩子有了深深的恐惧。因此束缚中产生育率的，绝不是“无人照料”这个单一因素，国家要提升中产阶层生育率，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而很多问题是观念问题，短时间是改变不了的。

从国家层面讲，与其花大力气提升中产的生育率，还不如花小力气提升低收入人群的生育率，这样投入产出比更高。例如集中各种政策措施，提升中西部地区的生育率，对这些人来说，生了孩子有政府机构照料，的确是个很大的诱惑。

从国家促进经济发展层面看，提升中西部地区的生育率，让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中产的生育率自然停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中产生育率下降，二代、三代中产数量一代代自然减少，腾出了更多的中产位置，正好给中西部农村地区能拼的年轻人进城进阶中产的机会。而从底层向上爬升的过程，是人最愿意奋斗的过程，也是国家最能收税的过程，这一点城市中第一代中产会深有感受。这个循环能一直走下去，国家也就会一直发展下去，虽然对个体来说，某些中产会逐代消失，是个悲剧，但站在国家层面来说，只要中产这个阶层不消失，并且从底层到中产这个上升通道是打通的，就没有损失。是张三做中产还是李四做中产，对国家来说并无差别。

发改委提出的“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首要因素”，恰恰是站在国家层面说的，要解决人口增长问题，而不是解决所有阶层（特别是中产阶层）人口增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