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托育时代即将来临

当前，孩子无人照料、育儿焦虑等成为掣肘生育水平提高的关键问题，不仅破坏了人口再生产的生态系统，而且还成为影响家庭和谐幸福的主要因素。

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了要发展智慧托育新业态。

第一，传统托育发展滞后，托育需求巨大。

由于传统以家庭为主的养育文化和独生子女生育政策等因素，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育服务发展整体滞后。

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随着生育两孩家庭增加，3岁以下婴幼儿的机构托育需求激增。

此后，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托育政策，托育机构快速增加。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全国已经备案的托育机构4000多家，目前还有1万多家正在积极申请。

尽管如此，现有的托育服务市场依然难以满足家庭日益增长的托育需求。

而且随着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增强，对家庭育儿的参与积极性有所下降，这进一步强化了机构的托育需求。

此外，由于传统托育基本是一对一劳动密集型照料模式，劳动力下降和老龄化日趋严重导致有专业认证的高质量的托育员、育儿嫂、家政服务员的市场资源严重短缺，托育人才整体稀缺，托育服务价格昂贵，严重制约了传统托育服务市场的发展。

第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助推传统托育向智慧托育转型。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正在改变育儿模式，新生代宝妈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上的普及越来越高，对育儿知识的了解日趋丰富，传统劳动密集型的家政服务式的育儿方式已经难以满足年轻宝妈的需求，迫切需要高质量的智慧托育服务；另一方面也为智慧托育服务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方法。

5G技术、体感监测设备、智能化育儿床（育儿舱、育儿摇篮、育儿保温箱）、人脸识别、物联网、可穿戴设备等快速发展，为智慧托育奠定了可靠的硬件基础。

婴幼儿照护服务信息管理系统、育儿APP、育儿专业知识平台等得到快速研发，为智慧托育提供了科学的软件基础。

智慧育儿的硬件和软件的完美融合，加速了智慧托育的快速发展。

第三，国内外的智慧托育实践为我国智慧托育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智慧托育得到很多工业化国家的重视。

日本非常重视将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等信息技术（ICT）应用到3岁以下托育服务体系。

日本大力推进“区域IoT实施路线图”，将物联网（IoT）普及到所有托育机构，并首次将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纳入到第四个应对低生育率的行动纲要（2020-2024年），提出要在婚姻和育儿中积极采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

此外，韩国、美国、欧洲国家等都非常重视智慧托育。

当然，智慧托育属于新兴产业，正在起步，亟需大力发展。

要落实中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关于发展智慧托育的要求，应重点从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发展智慧托育需要从宏观布局。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仅仅提出要加强信息支撑，并没有对智慧托育的发展作出详细指导。

因此，需要从宏观层面加强政策引领，要从需求引导、科技创新、政策支持、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知识管理、标准规范、管理规范、监督管理、风险防范等角度加强宏观指导和政策应对，提出更加明确的智慧托育的发展纲要和实施意见。

其次，发展智慧托育需要发挥机构示范带动作用。

机构是智慧托育服务的供给主体。

要大力扶助和培育智慧托育机构，出台鼓励企业投资智慧托育产业的相关优惠措施，扶持若干家大型智慧托育企业，发挥大型托育机构的示范带动效应，形成智慧托育的产业生态。

鼓励机构形成平台，在全国大城市发展智慧托育服务网点，提高智慧托育服务的可及性，覆盖城市每个社区，尤其要在工作相对集中的商务区域提供更加便捷的智慧托育服务，真正解决孩子无人照料和职业女性工作-母职冲突问题。

第三，发展智慧托育需要为家庭育儿提供支持。

家庭是育儿的重要主体。

发展智慧托育要充分发挥家庭在育儿中的积极作用。

要利用智慧托育服务平台、智能产品、服务指导和培训，完善支持家庭育儿的配套服务，充分发挥每个家庭成员在智慧托育中的积极作用，尤其要发挥孩子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等的积极性，通过提供智慧托育服务培训，使其有效融入智慧托育服务体系中。

此外，还需开发有助于充分发挥邻里互助、社区合作的智慧托育协作服务体系，让智慧托育更加具有群体性、互助性和互动性。

当然，发展智慧托育也要注意规避智慧托育的短处。

智慧托育可能面临个性化不足、托育服务算法偏见、育儿的社会性互动不足、缺乏人文关怀等问题。

需要通过相关辅助性措施及时弥补智慧托育的不足，确保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更加科学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