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中的托育

2019年托育“国标”落地，获得备案因此成为各家机构的目标。

两年过去，机构发现获得备案没有想象中简单，而评价标准的单一化和行业人才的稀缺，更是让本就摇摇欲坠的托育行业雪上加霜。

艰难的备案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全国仅有4000多家机构通过备案。据了解，即便是在托育产业较发达的北京，截至2021年年底，全市500家托育机构中，通过备案的也只有80家左右，占比总数不足两成，被评为2021-2023年北京市托育服务示范单位的托育机构更是只有45家，不足行业的一成。

从机构的角度，备案意味着机构合规，在盈利困境中，从业者也会希冀通过备案后能得到一些政府补贴，因此大多数机构都会积极申请备案。但获得备案如此艰难，除了机构自身磨炼内功不到位，有从业者也认为，面对评价标准，多数机构有些力不从心。

现在托育备案的标准参照幼儿园标准而来，在实施过程中会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对0-3岁孩子要求严格的户外面积，第一，上海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户外场地并非是完成合规备案的必备条件；第二，有户内外的办学场地并不好找，既要考虑市场需求、客户便捷，还要有足够的户外面积，国内的商业建筑大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第三，高额的户外成本将导致学费提高，

托育行业需要本土化经验的沉淀。在安全营养健康的基础上，应该鼓励机构根据市场需求自由探索服务模式。

事实上，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点，计生协2022年工作要点就指出，要鼓励地方探索多种模式的托育服务。今年北京两会上，北京市人大代表郑新蓉也在建议中提到，托育机构评价标准的“自上而下”和单一化遏制了民间探索的创新性和多样性。

留不住的保育员

行业尚且在艰难求索，从业者自然也无法安枕。

一方面是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

托育园老师的工作以照料和陪伴孩子为主，每天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7点，工作时长将近12个小时，一天的社交局限在园里的孩子。不管从身体，还是精神上，都是极大的消耗。

另一方面，行业薪资不高、认同感和获得感低是普遍的现实。

报酬之外，外界对保育员的误解更令人难以忍受。在许多人眼中，保育员常常是“低学历、家庭条件不好、能力平庸、社会地位低”的代名词，他们缺少和体制内老师一致的基本福利待遇，也无法得到和付出相匹配的认同感和职业自豪感。

此外，还有培训体系不完善，从业门槛较低的问题。一直以来，高职院校中没有针对保育员设立的特定专业，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也是2021年才出现在高职院校专业目录中。目前，托育园所招收的老师一般来自学前教育专业和幼儿教育专业。托育行业还没有建立起基本的职业培训体系和从业门槛。

2017年上海携程亲子园教师被曝虐童，疑似喂孩子吃芥末等引发社会广泛的谴责，就是从业者职业素养低带来的恶果。恶性事件影响行业，只会使得家长对托育的信任程度越来越低。

这些因素影响下，托育人才的招聘变得越来越困难。有机构对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的就业意向进行调研，结果显示，部分选择考研，部分选择考公办幼儿园和小学的教师编。实在没有办法才前往幼儿园工作。而托育机构，连保底的就业选择都排不上。数据显示，到2025年，育婴师的缺口将达到百万级，如何弥补这一缺口尚未可知。但显而易见的是，不景气的行业现状中，即便招到了老师也难以留住。

保育员流失率高一直是让托育机构头疼的问题。如果老师更换过于频繁，教学质量是无法提升上来的。0-3岁的孩子需要一个信赖的人，才能在陌生的环境里获得安全感。而为了留住老师，除了改善待遇，明确的晋升机制也必不可少。

春天何时到来？

托育事业有很强的社会意义，一方面，托育解放了老人和妈妈的时间，老人需要有自己的晚年生活，妈妈也需要有自己独立的事业，重新融入社会；另一方面，托育重塑城市儿童智力发育的启蒙环境，精细化、专业化的教育更有利于孩子成长。

但未来不能仅靠理想和热爱支撑。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北京市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520家，其中社会力量举办的托育机构占比95%以上。社会力量是举办托育事业的重要主体，理应得到更多力量的支持和探索。

总体来看，从顶层设计到机构探索，托育行业的发展尚处于初期，一方面存在很多想象力，另一方面还需要更多元化的力量共同努力。